“从前在队伍里，我们去哪里，住哪里，以及是否参战都有很大程度的自由。现如今，你得早上8点之前去办公室，呆到下午4点。不去，就视为缺勤，扣工资。”

阿富汗政权更迭以来，许多塔利班一线战士进入喀布尔，他们中的许多人习惯了多年的战斗，是第一次进入城市生活。战士如何看待他们的新生活？近期，“阿富汗分析师网络”发表了针对5名塔利班战士的访谈记录，可以为我们了解塔利班基层成员的所思所想提供一扇窗口。兴都库什笔记编译，分三期发送，供读者参考。

塔利班战士谈论喀布尔的新生活（一）

(相关资料图)

原标题：New Lives in the City: How Taleban have experienced life in Kabul，作者Sabawoon Samim

塔利班上台以来，大量塔利班战士迁移到阿富汗的城市，其中许多人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城市生活。这些战士许多来自农村，过着朴素的生活，从前过着以战争为中心的生活。塔利班胜利以来，他们的生活完全改变了。特约作者萨巴文·萨米姆采访了五名来喀布尔定居的塔利班成员。以前，他们认为喀布尔是“外国占领”的中心，“傀儡政府”的老巢，它的市民因西方生活方式而堕落。如今生活于此，真正见识了喀布尔及其市民，他们的观感如何? 对于他们自己必须谋生，必须打卡上班，必须生活在一个车水马龙的城市和数百万其他居民之中这件事，他们又将如何看待？

2022年8月31日，在喀布尔机场附近，塔利班战士乘坐一辆汽车，庆祝美国撤军一周年。

2021年8月政权更迭后，大批塔利班战士涌向喀布尔。对于许多出生在农村家庭、成年后主要在战场上度过的人来说，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到首都。2001年塔利班第一次酋长国沦陷时，他们有些还是孩子，有些甚至还没有出生。即使是在喀布尔这样的大城市生活过的老年人，也会发现2021年的阿富汗首都与上一次塔利班统治时大不相同——内战留下的废墟很久以前就被重建，城市本身变得更大，人口也成倍地增加。一些新来喀布尔的人已经在这座城市定居下来，我们想知道他们是如何经历这种突然的转变的，以及他们对喀布尔的看法。

为此，作者与塔利班的五名成员深入讨论了他们的新生活。他们的年龄从24岁到32岁不等，在塔利班呆了6到11年，级别不同：一名塔利班指挥官、一名副指挥官、一个狙击手和两名战士。他们分别来自坎大哈省、帕克蒂亚省、帕克提卡省、洛加尔省和瓦尔达克省。

所有的受访者都在塔利班中度过了他们的成长岁月，通常在青少年时期就加入了塔利班。共和国垮台后，他们在新政府中找到了工作。其中两人被任命担任文职职务，另外三人担任安全职务（一人在内政部，两人在武装部队）。他们现在都住在喀布尔，没有家人在身边，只有在假期才回到自己的家乡。五次面谈中有四次是在2022年10月进行的，最后一次是在11月，都是在喀布尔面对面进行的。为了清晰和流畅，访谈内容经过了轻微的编辑。

受访者提到的“fatha”一词，发音为 fat-ha。这是阿拉伯语中表示征服或胜利的单词，用于向穆斯林胜利者“开放”新的土地，或从非穆斯林手中“收复”新的土地。这些采访还把这场战争称为圣战，把他们自己称为圣战者。他们谈到要去“tashkils”，这可以理解为“部署”，即外出战斗的指定时间段。

在塔利班等级制度中，战斗人员被组织成“队”（groups），由几十名男子组成，由一名副指挥官领导，称为“sar-group”（队长）。几个“队”组成一个“dilgai”，由一个高级指挥官领导，被称为“dilgai meshr”。他与酋长国军事委员会有直接联系。在整个访谈文本中，受访者称他们的老指挥官为“Mawlawi Sahib”（毛拉大人），作为尊称，结合了用于高级宗教学者的术语和用于指“先生”的单词。

奥马尔 · 曼苏尔，32岁，帕克蒂卡省Yahyakhel 县人，已婚，五个孩子的父亲，队长

我出生在北瓦济里斯坦特区，但我的童年是在 Yahyakhel 度过的。我开始在村里的清真寺接受教育，然后搬到一所小的伊斯兰学校，这所学校是第一酋长国在邻县建立的。美国人入侵的时候，我只有11岁。由于那次入侵以及随后无端的轰炸和夜袭，我认定针对外国人（字面意思是“犹太人和十字军”）的圣战是个人义务（穆斯林称为fard）。我只学到了 Wara dawra (宗教学校12年级) ，放弃了其余的学习，在接下来的14年左右的时间里，我就踏上了tashkil（外出战斗部署）的历程 。

当时圣战在我们县已经全面展开。我在 Yahyakhel 县有了三次部署，然后重新分配到库纳尔省。其余的圣战分布在不同的省份，包括拉格曼、楠格哈尔、帕克蒂亚、帕克提卡和加兹尼。我先是成为毛拉大人率领的dilgai下的一个副队长，然后成为dilgai的指挥官。

赞美真主，在国家收复（fatha）之后，毛拉大人把我引荐给部长，并告诉他任命我到某个地方。我被任命为办公室主任，职级为3级。那时我还没把家人带到喀布尔，房租对我们来说很高，因为我们的工资不超过15,000阿富汗尼(大约180美元)。对Yahyakhel 来说足够了，但对喀布尔来说不够。真主保佑，等我有很好的薪水，我会把家人带到这里。

我以前从没来过喀布尔。我们从收音机和到过那里的人那里听到，美国人和哈米德·卡尔扎伊建造得非常漂亮。但是，你知道，它还是没有它应该有的那么美。美国人带来了数不清的金钱，但他们并没有把这些钱花在建设更高标准的城市上，而是大部分进入卡尔扎伊、法希姆等人的口袋。然而，我认为，这是阿富汗最美丽的城市。与喀布尔相比，我们的帕克蒂卡似乎非常令人不快。就好像卡尔扎伊政府只在喀布尔花钱。我不喜欢喀布尔的地方是交通堵塞不断加剧。去年还可以忍受，但最近几个月，交通越来越拥挤。人们抱怨塔利班带来了贫困，但是，看看这些交通和大量的人在集市和餐馆，我想知道贫困在哪里。

我不喜欢的另一件事是出现了新的限制，不仅关于喀布尔，而且在国家收复之后的生活中是普遍的。从前在队伍里，我们去哪里，住哪里，以及是否参战都有很大程度的自由。但如今，你必须在早上8点之前去办公室，呆到下午4点。如果你不去，你就会被认为缺勤，而且那天的工资会从你的工资中扣除。我们现在已经习惯了，但是在最初的两三个月里尤为困难。

喀布尔的另一个问题是，我的（老）同志现在分散在阿富汗各地。那些在喀布尔的人，像我一样，从早上8点工作到下午4点。所以，大部分时间，我们都没有时间见面。只有在星期五，如果我不回家，我们都去卡尔加水库，帕格曼公园或扎宰公园。我真的很喜欢帕格曼公园，和朋友一起去那里让我很开心。整个帕克蒂卡都没有这样的地方。

我在喀布尔最喜欢的是它的相对干净，以及设施的现代化和改善，建筑物、道路、电力、互联网连接，以及其他许多东西。你甚至可以在午夜找到出租车，医院就在门口，学校，教育中心，以及伊斯兰学校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很容易找到。喀布尔的另一个积极特点是其民族多样性。你可以看到一个乌兹别克人，一个普什图人和一个塔吉克人住在一栋建筑里，去同一个清真寺。

有些人对喀布尔的印象非常负面。过去几年我在这里经历的却是，一个人可能遇到完美的穆斯林，也可能遇到最糟糕的穆斯林。与许多农村人去清真寺只是为了给别人留下好印象，喀布尔人去清真寺只是为了安拉的缘故。一些农村人捐钱，是希望被他人称作慷慨，而喀布尔人做慈善是为了安拉，因为人们对彼此知之甚少，他们不需要给对方留下好印象。

同样，也有很多坏人和邪恶的人。他们道德败坏，名义上的穆斯林，是罪人。我不知道这里到底有更多的好人还是坏人，尽管两者都有，你和谁交往取决于你自己。生活在喀布尔可能会有两种结果：一种是腐化一个非常好的圣战者，另一种是把一个非常坏的圣战者变成一个好人。这完全取决于你和谁交往。

胡宰法，24岁，来自帕克蒂亚省东南部的 Zurmat县，已婚，是两个孩子的父亲，狙击手

我在 Zurmat 长大。我13岁左右的时候，父亲把我送进了附近的一所宗教学校。五年后我没有完成学业就离开了，因为我的一个朋友说服我加入塔利班。我的家人尽了最大努力劝说我离开酋长国，然后劝我的指挥官把我赶走。他们说如果我回家，他们会给我订婚。但是一旦有人在队伍中呆了一段时间，离开那个友好可爱的环境就很困难了。有爱，真诚，最重要的是对殉难的渴望。世俗的追求在当时甚至不是生活的一个小部分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圣战的道路上尽我们所能地牺牲。

我是一名狙击手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帕克蒂亚，只是偶尔去霍斯特省和帕克提卡省。圣战时期，生活很简单。我们所要处理的就是制定对敌人进攻和撤退的计划。人们对我们期望不高，我们对他们也没什么责任，然而现在如果有人饿了，他认为我们应该对此负直接责任。国家收复之后，我们搬到了喀布尔，我们的指挥长（dilgai meshr）被任命为一个警区的负责人，后来又被任命为内政部一个局的负责人。我和其他几个朋友在到达城市的当天就在警察局得到了正式的工作，而其他的朋友则被送到了内务部。

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喀布尔。我没有看到所有的省份，但人们说喀布尔是阿富汗最美丽的城市。加入队伍时，我的想法是喀布尔充满了坏人，但老实说，在过去的几年里，当我们遇到一些居住在这里的人，我意识到我错了。当然，它也有很多负面的地方，比如支持北约占领，女性穿着不得体，年轻人与女孩调情，发型甚至连美国人都不会喜欢，但这些是现在农村地区也存在的问题。

到达喀布尔后，我们被它的复杂、广阔和规模所震惊。我们不知道该去哪里。一切对我们来说都很陌生，当然，我们对当地人来说也很陌生——以至于他们不敢大声和我们说话。当我们来到我们的 Hawza (警察局) ，看到院子、武器和安全措施，那令人难以置信，他们怎么会放弃这样的地方，没有放一颗子弹就投降了。我们对（前政府）军队和警察的懦弱感到震惊。哪怕他们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人试图与我们作战，考虑到喀布尔的复杂性和他们拥有的武器，我们也无法坚持多年。赞美真主，胜利乃是源于他的直接相助。

我不喜欢喀布尔的一点是，人们从阿富汗的34个省移居到这里，其中，大量的罪犯从阿富汗各地来到这里，把这座城市变成了他们非法活动的中心。我们在消除犯罪，特别是消除抢劫方面面临许多困难。

人们心怀残忍地对待彼此，尤其是针对妇女——每天都有数十名妇女走进警察局并表达她们的不满。他们是受害者，遭受不同形式的暴行。警察局的领导和所有其他圣战者都特别注意解决他们的问题。在女人们接近我们的最初几天里，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圣战者都在躲着她们，因为我们这辈子从来没有和陌生女人说过话。后来，警局领导指示我们说伊斯兰教法允许我们与她们对话，因为我们现在是政府，也是唯一能解决他们问题的人。

我更喜欢住在喀布尔。它有好的一面，也有坏的一面，事实上，不仅是喀布尔，而且所有地方都有积极和消极的一面。在喀布尔，好处是你可以使用任何设施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的工作现在就在这里，我们的家人也有必要搬到这里来。

我不喜欢这个城市的一点是它就像一个封闭的社会。人们面对面地生活，却不互相交流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好的，因为人们互不合作，但也有一个积极的特点：不像村庄，你做什么穿什么，谁到过或离开你家，没人会打扰你。人们不会干涉你的生活，也不会在你背后议论你。

还有一件事我不喜欢，那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多么受限制，不像我们以前经历过的任何事情。塔利班过去是没有限制的，但是现在我们坐在一个地方，一天24小时，一周七天，坐在一张桌子和一台电脑后面。生活变得如此令人厌倦；你每天都做同样的事情。远离家庭只会让问题加倍。

我和三个来自我们省的人交了朋友，但他们已经在喀布尔生活了15年多。我们有时去卡尔加水库、喀布尔动物园、Sarobi 和apa-ye Wazir Akbar Khan。说实话，每次我和他们一起去，他们都逼我在车里放音乐听音乐。一开始我是抵抗，但现在我屈服了，只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过安检站时要关掉，因为许多塔利班不喜欢，而且塔利班被看到在听音乐是不好的。

虽然我的新朋友们都来自好家庭，都是好小伙，但是在喀布尔有很多不良的年轻人圈子，他们吸烟、吸毒、做坏事，所以我们很难和他们成为朋友。我们的天性和价值观不同，因此我们的大多数朋友在喀布尔交不到很多朋友，因为我们性格和他们合不来。尽管如此，一些塔利班的人现在已经和这些年轻人成为了朋友，并且倾向于做很多坏事，例如去水烟吧。

（待续）